2011年底回国行小记之一

2011年底,和老婆回了趟北京,这是两年多以来,第一次回国。要不是行程安排紧张,肯定是颇多感慨。现在看来,可记之事,说多可多,说少也可少。

过去的两年多,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最重要的,大约是人到30却依然迷茫。在各种迷茫中,最颠覆性的是对过去这30年的一个整体的看法:成功的,还是失败的。自然,这样的命题是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的,但对“失败”的认识,确是极大的不同了。也正因此,才意识到一个特别的境界,它叫“宽容”。

是的,宽容是一种境界,一种必是真心努力才能体会并到达的境界。通常我们会把“宽容”理解为“容忍”。其实这个“忍”字说明了它们的区别:宽容是自发的,平和的,无需忍耐的。不少时间里,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前30年,从某种程度上来看,也算是成功的。只是不久前才意识到,这“成功”是以身边每个人的“宽容”为基础的。一直以来,竟然觉得自己的今天,主要是个人努力的结果。这样无知,怎么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失败了。

头几次来美国的时候,只是觉得美国人都热情。他们主动和你说话,即使不认识的人,路过时也向你问好。刚定居在这里的时候,觉得去哪里都是别人热情的接待。即使是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餐馆,也是一样。起先,只是觉得大约国情如此。后来发现,这是基于美国文化中对个人的认可和宽容。之所以要宽容,就是因为这个文化把人当作活生生的人。他们相信人无完人,所以人都会犯错误。对人宽容,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宽容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在美国生活和工作,让人感到难得的自由。

也许正是因为想到这些,此次回国之旅,也处处都以宽容为要。在此之前,我也以是否对服务人员,特别是餐馆服务人员发脾气来衡量自己。显然,此前都是失败的。后来,到了美国,又觉得是美国人热情,做事周到,我才从不用担心自己会生气,甚至发脾气。但这次回国前,我的想法改变了。我觉得那只是因为自己对别人是容忍的,不是宽容的。既然我可以对美国人和颜悦色,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同胞更加宽容呢?可喜的是:这次回国,我做到了。我没有和任何服务人员动怒,包括餐馆的工作人员。

有意思的是,我又觉得是国内的服务人员的水平提高了,他们似乎不再做任何让我不悦的事情,于是才有这样的结果的。不管是不是真的如此,此次回国之行,是我实践“宽容”之行,结果也是令我满意的。

急躁

我也许又急躁了。

我自觉有急躁的基因,但急躁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好处,估计也只能说,毕竟还年轻!

我们成长的过程,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可最难于掌握的,一定是“等待”。这里面,有两个难点。第一,是境界。人若没有一定的境界,但不能看到很远,自然不知道可以“等待”。第二,是信任,对时间的信任。当人还年轻的时候,拥有健康,拥有精力,拥有热情,拥有时间。只是这最后一份拥有,总是被人误解或误用。年轻人拥有时间,总是想“挥霍”。最典型的“挥霍”,便是遇难事,总有“从头再来”的想法。我们总是认为时间是解决问题的资源,而很少认为时间也可以是解决问题的工具。使用这工具的方式,便是“等待”。

不知道去“等待”,便难免“急躁”。我不过就刚过“而立”之年,自然不能免俗。

写下这些话,希望再次急躁时,拿出来看一下,便能感觉好一些。

最后一个朋友

10岁的时候,最好的朋友是我的表弟。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,经常一起玩。

20岁的时候,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。那时校园便是世外桃源了。

30岁的时候,我和老婆在美国生活,可身边却总觉得少了个朋友。

最近,我终于找到了他,而且这将是我这一生,最后一个重要的朋友。他就是孤独。

其实这个朋友一直在我的身边,只是我很少留意他。年轻的我,不喜欢和这个朋友相处的感觉。从上学,到上班,一直生活得热热闹闹的我,尽力和这个朋友保持着相当的距离。直到最近,我才觉得忽略了这位朋友。现在的我,可能生活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,但却开始理解并接近孤独。也才发现,与他独处的时光,并不像以前一样难过,而是感觉到很平静。

以后的生活,便是总有朋友陪伴的。

如果“彭宇案”要翻案

最近开始有消息说“彭宇案”有要翻案的可能。如果是真的,自然说明此事影响之大,之深。然而,有些谈论“彭宇案”的文章,确总是把目光盯在办案的法官身上。颇有除之而后快的感觉。这便很值得人们深思。看来,想拿“临时工”说事儿的人,并不总是“上级”。

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对人不对事的传统。如果,看到彭宇案,却只想到个把当事人,没有想到为何中国司法体制会产生这样的悲剧,那翻一个彭宇案,也就是翻个个案而已。

如果彭宇案的主审法官没有做任何规章制度禁止的事情,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声讨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。翻案可以从上而下,但反思,需要从下而上地进行。